偵探與惡魔的心理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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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年是英國推理小說的至關重大的一年。繼承了福爾摩斯的輝煌，以克莉絲蒂的《史岱爾莊謀殺案》、克洛弗茲《桶子》為起點，迎來了解謎黃金時期的創作大爆發。在這個轉折時點，許多原本以一般大眾文學為主的作家也將目光投向推理小說這塊新生地。

伊登・菲爾波茲便是其中相當典型的一位——他原本專以德文郡、達特穆爾為故事舞台書寫地方文學，當時的著作早已卓然有成。然而，將近六十歲的菲爾波茲，卻在此刻毅然改變路線，投入推理創作，以《灰色房間》（The Grey Room，1921）翻轉了讀者對他的既定印象。其後，他又繼續推出本作《黑夜叫聲》（A Voice from the Dark，1925），正式樹立了以犯罪動機及複雜人性為解謎核心的獨特風格，這也是他筆下系列偵探約翰・林格羅斯（John Ringrose）首度登場之作。

對於想要一窺這位「大眾文學轉戰推理小說」的作家，如何在解謎類型中找到個人定位的讀者而言，《黑夜叫聲》無疑是一個極為合適的切入口，也可視為他踏入長篇犯罪敘事中、最自信而成熟的跨界。

要理解《黑夜叫聲》的價值，必須先把它放回當時的犯罪小說地景之中。黃金時期的解謎推理以「從一群嫌犯中找出真凶」為核心定型，但與此同時逐漸崛起的另一種型態，是所謂「倒敘推理」（inverted story）的發展——作者一開始揭示了誰是凶手，謎團不再是「whodunit」（真凶身分），而是「howcatchit」（偵探將以何種方式蒐證、逼近、最終將兇手定罪）。

推理文學史一般將倒敘推理的起點立在理查・奧斯汀・傅里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的短篇集《歌唱的白骨》（The Singing Bone，1912），但一直要到一九三〇年代，才由安東尼・柏克萊（Anthony Berkeley）《殺意》（Malice Aforethought，1931）、克洛弗茲《富蘭其探長與完全犯罪》（The 12:30 from Croydon，1934）、李察・霍爾（Richard Hull）的《謀殺我姑媽》（The Murder of My Aunt，1934）真正在長篇作品的結構上建立了書寫典範。

不過，這種所謂「解謎推理主要分為『whodunit』與『howcatchit』兩種路線」的認知，其實是一種簡化的說法，若分析《黑夜叫聲》的結構，會發現真凶早在故事前半即已揭露，偵探在人證、物證全都付之闕如的困境下，凝鍊畢生的搜查經驗，與凶手進行曲折迂迴的心理對戰，與正統倒敘推理的差異，僅有「凶手實際演練完全犯罪過程」的一步之遙。從這個角度來看，《黑夜叫聲》具備了「呈現解謎推理建立倒敘敘事模式一種過渡演化」的價值。

故事從一個帶有超自然色彩的場面揭幕。剛從蘇格蘭場退休的林格羅斯，前往多塞特郡濱海小鎮布里波特附近的旅館度假。第一夜深夜，他被一個幼童極度恐懼的尖叫聲驚醒——那聲音彷彿就在隔壁房間，內容透露出孩子身邊還有另外兩個人正在凌虐他。林格羅斯衝出查看，房間裡卻空無一人。

同宿的兩位老婦告訴他，一年多前確實有個出身貴族家庭的男孩，在那個房間內因極度驚嚇而病死。當時眾人都心裡有數誰應當為此負責——男孩是備位勳爵，他一旦死亡，爵位、財產將由叔叔全數繼承——但他與貼身男僕的行事毫無破綻，形象也完美至極。林格羅斯知道，他們是自己在蘇格蘭場數十年職涯中從未面對過的惡魔化身。

任何人都不會將新任勳爵與男僕聯想到他們共謀虐童奪財。林格羅斯身為知名的退休警探，更不可能以真實身分進行調查。在《黑夜叫聲》中，不但凶手精於偽裝，偵探也必須精於偽裝。這亦是本作最具啟發性之處，也讓林格羅斯與其對手之間的較量，超越了單純的「正義對邪惡」之爭，而成為兩個自我意識同等強烈、同等冷靜的靈魂，相互將對方逼至絕境的鏡像對照。我認為，這正是時至今日，本作依然引人入勝、依然能引起現代讀者強烈共鳴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