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推理走進心理分析的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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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〇年，英國推理由阿嘉莎・克莉絲蒂發表《史岱爾莊謀殺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福里曼・威爾斯・克洛弗茲發表《桶子》（The Cask）後，迎來了第一波的解謎推理創作浪潮。本書系陸續介紹Ａ・Ａ・米恩（A. A. Milne）《紅屋之謎》（The Red House Mystery，1922）、伊登・菲爾波茲（Eden Phillpotts）《紅髮雷梅恩家族》（The Red Redmaynes，1922）等傑作，都屬於這波浪潮的成果，「黃金時期」的輪廓逐漸更加明朗。

接著，是大型新人安東尼・柏克萊的登場。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匿名方式發表了首作《萊頓庭之謎》（The Layton Court Mystery），推出小說家兼業餘偵探的羅傑・薛靈漢（Roger Sheringham）系列探案。本書則是《萊頓庭之謎》獲得市場認可後、迅速在次年發表的續作。他並將本作獻給小說家的Ｅ・Ｍ・德拉菲爾德（E. M. Delafield）。

對於柏克萊本人而言，《威奇福德毒殺案》不僅是他試圖跳脫「莊園謎團」型解謎推理的第一次嘗試，更是他公開宣告自己對「心理偵探小說」（psychological detective story）這一概念懷抱企圖的起點。本作的故事內容並非全然虛構，而是取材自十九世紀末轟動英倫的真實命案，也就是一八八九年的弗洛倫絲・梅布里克（Florence Maybrick）案。

當年，梅布里克夫人遭到指控以砒霜毒殺丈夫詹姆斯・梅布里克，案件因涉及妻子的婚外情、家庭內部矛盾與當時尚不完備的毒理鑑識，至今仍是英國犯罪史上爭議最多的案例之一。柏克萊在小說中讓薛靈漢多次引述這宗真實案件的細節，又順帶提及克里彭案、塞登案、阿姆斯特朗案、艾迪斯・湯普森案等同樣在英國非常著名的毒殺、情殺案，使整部小說宛如一場英國真實罪案的歷史漫遊。

故事一開始，最可能涉案的嫌犯即已揭露，許多罪證都指向賈桂琳・班特萊夫人。然而，正是這份「證據過多」的情境，引起了薛靈漢的疑惑。他推論班特萊夫人可能是無辜的，因為證據所顯示的砒霜量遠遠超過毒殺一人所需。換句話說，本作真正的謎團並非「凶手是誰」，而是「證據為何多到離譜」。

不過，柏克萊並不想再寫一部「莊園謎團」型解謎推理，他在小說開頭，就明白宣示要寫一部「心理偵探小說」，並讓薛靈漢在敘事過程聚焦在涉案者的內心世界，如同他對好友亞歷克・格里森的論述：

「你知道謀殺案為什麼吸引人嗎？不是因為謀殺本身，而是涉案的人——他們的性格、動機、對受害者的態度、事後的反應、恐懼與期待。凶手的個性、心理、思考方式，以及他為了逃避追查所採取的手段，全都源於性格。至於謀殺本身，反而是次要的。可以說，謀殺取決於人。」

本作的另一個特殊之處，是除了華生搭檔亞歷克・格里森外，還多了一位格里森十九歲的表妹希拉・普爾福伊。他們三人在調查過程中喧嘩嘻鬧，給彼此授予警階，沖淡了案件的陰慘氣氛，而希拉也並非僅是陪襯型的花瓶角色。她在毒殺案的人際關係間穿針引線，提供薛靈漢必要的調查資訊。相形之下，本案的核心人物班特萊夫人從頭至尾未曾現身——她彷彿一個全然不在故事中的空白角色，讀者只能透過他人的轉述、調查過程中揭露的供詞及物證來拼湊她的形象。若將兩者互相對照，足以見識到柏克萊書寫女性角色的才華。

這份才華，在柏克萊後續的作品中變得更成熟。他以法蘭西斯・艾爾斯（Francis Iles）為筆名的犯罪經典《殺意》（Malice Aforethought，1931）及《案發之前》（Before the Fact，1932），對於女性角色、婚外情、毒殺、心理分析等元素，發揮了更加驚人的創造性。

本作保留了傳統解謎推理的骨架——封閉嫌犯圈、證據鏈、不在場證明等正統的敘事模式，而他的「心理分析」路線才正要萌芽。也許，我們可以說本作是這個探索軌跡所劃下的轉折，也為整個推理小說史開啟了全新的途徑。